基于實踐中的典型案例，主要針對項目公司從收益結構優化方面介紹PPP項目的盈利模式。

收益即財富的增加，其既包括貨幣收益，又可以包括聲譽提高、潛在收益等非貨幣的。PPP項目可以通過優化收益結構實現盈利。

一、捆綁私人產品，配補收益來源

當政府希望通過PPP模式獲得的公共產品或服務屬于非經營性(沒有任何價格機制和現金流入，主要產生社會效益)或準經營性(有價格機制和現金流入，但無經營利潤，成本無法收回)時，可以為該公共產品或服務配補適當的私人產品并捆綁提供，從而克服收費困難或收費不足的難題，即所謂的公共物品供給的捆綁模式或聯合供給模式。《基礎設施和公用事業特許經營管理辦法》(簡稱25號令)明確規定，“向用戶收費不足以覆蓋特許經營建設、運營成本及合理收益的，可由政府提供可行性缺口補助，包括政府授予特許經營項目相關的其它開發經營權益”，從而充分肯定了這一盈利模式的合法性。

（一）授權提供配套服務，拓展盈利鏈條

當PPP項目供給的基礎設施或公用事業建成后，必需相應的配套服務才能正常運轉時，政府可授權項目公司提供這種可以產生預期收益的配套服務(如餐飲、物業、綠化)，從而通過延長價值鏈創建現金流、補償主體項目財務上的不可行。例如：英國國家醫療衛生服務體系(NHS)與百威斯特公司(Bywest)合作的西米德爾塞克斯大學醫院(West Middlesex University Hospital)項目，百威斯特公司負責其投融資與建設，西米德爾塞克斯大學醫院基金會負責該項目的運營管理，為了補償與回報百威斯特公司的建設投入，將該醫院運營期間的配套服務項目全部交由百威斯特公司負責，包括餐飲、搬運、安全、保潔、維護和物品供給，服務周期或從35年延長至60年，服務費由英國政府支付。

（二）開發副產品，增加收益來源

項目公司在提供政府需求的公共產品或服務時，可以附帶生產出更具經營性的副產品(如廣告、建筑作品知識產權的授權使用)，以此彌補主產品項目財務上的不可行，具體策劃方案既可由公共部門主動提出，也可由社會資本策劃提出、公共部門審核批準。

如：英國森德蘭市采用PFI方式對市內街道的照明、標志和街道設備(3.05萬個燈柱和6000個公路標志)進行設計、安裝、運營、維護和融資，合同期限為30年，且要求最長5年內更換完所有設備，該項目中的社會資本在合同期內的前5年獲得一次性支付265萬英鎊用于更換完所有設備，其后運營期每年通過經營燈桿和公路標志廣告、交通監控等第三方收益(折現共計158.9萬英鎊)，來作為維護投資和獲取相應回報。

如：德國將公廁進行市場化運作，以期在彌補政府資金不足的同時，促進公廁在節能、節水、環保等技術上的創新，1990年在柏林市公共廁所經營權拍賣會上，漢斯瓦爾即承諾免費提供公廁設施及其維護和清潔工作，當時其競爭對手都認為他瘋了，于是在缺少競爭、承諾免費建廁、只要求交納低廉管理費的情況下，瓦爾公司一舉拿下全柏林的公廁經營權;瓦爾公司的盈利點顯然不在廁所門口0.5歐元的投幣口上，其最大的收入來源是這些公廁外墻的廣告經營，它把柏林的很多廁所外墻變成了廣告墻，加之瓦爾公司的墻體費用比一般廣告公司低得多，使得香奈爾、蘋果等很多著名公司都在公廁上做廣告。

（三）增補資源開發權，彌補收益不足

政府以對項目公司進行補償的方式，將基礎設施或公用事業項目(地鐵、隧道、環境治理等)周邊一定數量的資源(如土地、旅游、礦產)的開發權出讓給項目公司，以捆綁的方式提高項目公司的整體盈利能力，以確保項目投資者獲取合理回報，調動投資者的積極性，即所謂的資源補償項目(Resource Compensate Project，RCP)融資模式。例如：香港地鐵公司(簡稱“港鐵”)的盈利模式可總結為“軌道交通+地產商業”的組合，即以軌道交通的投融資建設與沿線地產商業的開發同步進行，由港鐵的收益結構可知，地產商業開發的收入占總收入的50 以上，正因如此，港鐵成為了全世界范圍內服務水平最好、運營效率最高、盈利情況最為理想的地鐵公司之一。

二、冠名公共產品，增值社會資本聲譽資本

對于社會資本而言，能夠為其自身增值、為其發展助力的收益不僅限于貨幣形式的，還可以是提高知名度、潛在收益等非貨幣形式的，因此PPP項目還可以冠名公共產品作為社會資本的回報，日本豐田汽車公司就熱衷于這一類PPP項目。例如：豐田汽車公司捐贈350萬元人民幣在天津建造過街天橋，命名為“豐田橋”，雖然豐田橋無法產生任何直接現金收益，但豐田汽車公司通過得到該橋的冠名權，收獲了巨大的隱性聲譽收益。又如：豐田汽車公司負責了NBA球隊休斯敦火箭隊的主場——“豐田中心球館”的投融資建設與維護，但并不負責其運營以收回建設投資，而是通過為體育場館冠名，來吸引豐田中心球館看比賽的火箭隊球迷購買豐田轎車。